1234

权力与国力

  最近读了两本书，一本《叫魂》，一本《法兰西称霸欧洲》。前者是一本信息量大，值得反复咀嚼的历史专著，后者则是一本看起来大部头，实则可以快速阅读，不值得反复阅读的历史科普。不过两本书连着看下来，倒是让我对历史中的权力问题有了新思考。

  《叫魂》是以乾隆朝的叫魂案入手，表述清代中国的行政体系，并将其总结为官僚君主制（或可用于对应西方的绝对君主制）。简单来说，官僚君主制是在君主专制和官僚体系的结合。官僚体系和君主集权相互博弈，君主时时刻刻想越过官僚主义带来的低效和对他权力的限制施政，但面对庞大的官僚系统和中国广大的地域和繁多的人口，加上传统儒家意识形态的限制，经过2000年的发展，君主已经无力真正绕过官僚系统去实现集权了。作者认为，正是夹在君主和百姓之间的官僚系统，限制了皇权的边界，让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恰恰是官僚系统的腐败和低效，让皇帝很难将自己的意志轻松的施加给社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暴政的产生。（观点经本人润色，和原文或有出入）

  《法兰西称霸欧洲》是一本以法国发展为中心的17世纪欧洲政治发展史，这本书比较有特色的一点是把17世纪欧洲史用法国串联起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逻辑。17世纪是欧洲真正走出中世纪的第一个世纪，而纵观全书，被作者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由贵族们管理和统治的国家必然会被削弱，贵族往往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不会考虑国家的利益，而只有削弱贵族，让权力由君主掌控，国家才有强大的可能。这也是法兰西在17世纪能称霸欧洲的根本原因。枢机主教黎塞留在路易十三的无条件支持下对国内的贵族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从此之后贵族不再被允许直接参政。雄才大略的路易十四继承了父亲和枢机主教黎塞留给他留下的强大的法国，试图建立法国在欧洲绝对的霸主地位，但最终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败给了几乎全欧洲组成的大同盟。事实上，在十七世纪，欧洲的许多君主都在试图削弱贵族的实力，加强集权，而这往往可以获得富国强兵的回报。

  总的来说，《叫魂》和《称霸》均直接或间接的就权力和国力的关系阐述了看法。《叫魂》认为清朝的皇权和官僚体系形成了一种较稳定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保持了中国制度和社会的稳定（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变革和革命的难度）。《称霸》认为当欧洲走出封建的泥潭，结束了宗教的纷争（30年战争意味着宗教改革以及相关历史事实的终结）后，便勇敢的向着绝对君主制迈进，而在所有强大的国家中，法国最先完成了权利的集中，路易十四可以按自己的想法调动大军，修改法律，这为路易十四施展自己称霸欧洲的宏伟目标提供了可能性，但最终穷兵黩武的路易十四也让法国彻底失去了欧洲霸主的位置。而权力的过度集中也是100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

  结合中西历史来看，集权程度和国力存在一个清晰的量化关系。当君主较为软弱时，国家往往掌握在贵族手中，而贵族往往会因为内斗而让国力下降，而当君主较为强大且其他条件也符合时，贵族的权力会被削弱，国力就会大幅提升，但随之而来的往往是穷兵黩武或其他对国力过度消耗的行动，而这会导致国家的衰败，国家的衰败可能会让贵族政治重新冒头，也可能干脆导致革命的爆发。所以说，两种模式都有较大的问题。

  一个较典型的例子是武帝时代的汉朝。汉武帝改变了文景时代贵族政治的举措，进行了大量加强集权的改革，比如推恩令，比如盐铁的国有，这让汉朝的国家机器迅速强大，也让汉武帝成就了巨大功业，但与此同时，国力过度消耗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财政濒临崩溃，土地兼并加剧，最终让汉武帝发出罪己诏。武帝死后，皇帝软弱，贵族重新掌权，西汉由盛及衰。

  另一个例子是魏晋南北朝，东汉的衰败源于士族的强大，地方架空中央。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极致的状态，最终贵族直接当了皇帝（西晋），并且把自己的家里人都封为贵族。东晋和南朝则是贵族政治的promax版。

  直到明朝，贵族政治在中国彻底结束，士大夫阶层和皇帝形成了孔飞力所谓“官僚君主制（注意不是君主官僚制）”，贵族和皇帝实现了权力的平衡，皇帝无法绕过贵族直接对社会施加影响，贵族也绝无可能在权力上超过皇帝。综合来看，这种平衡似乎是农业社会最完美的状态，虽然腐败到极点的官僚系统效率低下，但对广大底层人民来说，这已经是最能保障他们生活的制度了。相比之下，由于某些复杂的原因，欧洲从来没有接近过古代中国的这种平衡状态，这也最终导致西方走向民主的政党制度。

（本文中将很多概念简称为贵族政治是很不严谨的，但考虑到诸如士族，士大夫，地主，文人，封建，诸侯等等一大堆跨越不同学科，不同理论体系的概念对笔者来说较难驾驭，所以一概以贵族简述）